（画外音：A餐，太阳蛋。谢谢。）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容易掉进突兀而至的荒诞性里。我们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也在观察我们。这同时构成了我们抵抗和反对抵抗的理由：我们比以往更快地需要直面时时而至的荒诞性，以至于把这种荒诞认为是常态，而这种常态和在虚无、焦虑以及漫无边际的（往往也是漫长的）想象和等待之后被突如其来的荒诞性击倒不同，后者带来的对于荒诞本质的常态认知是具有审判意义的，而前者只能让人感到羞愧。贝克特曾提到一个在悬崖边吃饭的人们的隐喻：在一个不断塌陷的悬崖边有一桌人坐着吃饭，他们在餐桌上不断地争吵，并非争吵着如何逃离绝境，而是应该先用哪一把叉子。

我现在终于学会了真诚地赞美他们的争吵，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任何人都要真诚，比《一九八四》最后“我”对老大哥的热爱还要真诚。我终于学会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摔下悬崖，又一次又一次地坐回餐桌，一次又一次地向所有的人不遗余力地申辩这把叉子比另一把更好。在面对荒诞的时候不再有等待便意味着不再有审判。只有越来越少的事物供我们的想象力来挥霍意味着剩下的想象力只能屈辱地留给自己。在这个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证自明的年代里，我只能为一把叉子申辩。没有一种激情可以被荣耀意味着阅读情诗时一次又一次地屈辱以及，无法死去的欣喜和悲哀。

没有后代将纪念这种观察。

 

受难的人都是没有根据的

……切·米沃什的艺术观让未曾真正受难的人感到羞愧[1]。这种羞愧是如此的理所应当，以至于除了羞愧本身没有任何别的感情可以填补羞愧之后的难堪境遇，亦没有任何“光辉普照”的可能。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许多人在受难，却不包括我们。这使得米沃什的批判变成了基于无可指摘的事实的辩驳：同志A未曾经历战祸，同志B未曾忍受饥饿，同志C未曾见证暴政，同志D的自由是……等等。这样的羞愧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伦理的，而仅仅是基于事实的：面对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要基于什么去辩护。人们太容易掉进一种有意无意被引导的假设：在苦难面前人被分为两种，一种收到洗礼而变得比另一种更具有高贵的品质——而第二种人面对第一种时的羞愧是不证自明的。于是承认第一种人的价值就意味着第二种人需要为这种羞愧负责——由此，这种承认也赋予了自身以行使鞭笞的权利。可事实上，我小心掩饰的对于苦难不自觉的艳羡并非仅仅是下意识地遮掩这种羞愧，而是具有让人不安的情欲力量——尽管一直以来我羞于承认这一点。“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2]。十来岁时看黛安·阿贝斯拍摄的精神病人组照让我一晚上魂不守舍：“别人的苦难永远不能成为自己的”，这是多么让人绝望的诱惑。

除却苦难本身以外，与苦难有关的诗意和情欲本质上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不存在对这两种区别对待的审判。我们无法以拒绝冷漠和残酷为理由来荣耀其中的一种而把另一种诉诸第二次的冷漠和残酷。尽管教育，或者是奖惩的强化，让我们恰如其分地获得了某些被期许的品格（在此并非讽刺），例如同情，怜悯和更为私密的耻感，我们仍不免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当作鞭子。……苦难仅仅是苦难而以，苦难从来都不是一种根据——它的审判意义仅仅存在于它的在场。

当个体经历愈趋复杂而描述的手段相对单一，我们的对于经验的体验更多的不再是体验复杂而是体验抽象，剩下的则交由想象力予以弥补。这事实上给予了对一种双重背叛的鼓励：一方面我们背叛了自己对于具体经验的获取和表达，另一方面，我们试图承认另一种种获取和表达的正当性。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描述一个事物或是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的双重背叛便表现为对这种经验的个体认同——使之变成“我”们的共同经历。这这种默契下，描述不仅不构成背叛，更变成了仅有的认同——这种认同让人恐惧。这种认同使得玛格丽特对于拉铜斯基的恨意[3]可以被独立出来，去指责那些让人不得不直面的羞愧。文字从来不是狡辩师的专利，一个羞愧的人可以勇敢的面对审判，却需为这种认同带来的指责辩护。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些人，看到了某个吹得歪歪扭扭的肥皂泡歪歪扭扭地折射出了某种晃动的，不可靠的现实的景象，那对肥皂泡的申辩就将在一次又一次随着肥皂泡破灭的羞愧中继续下去。这种申辩是如此的虚弱和荒诞，必然与任何的荣耀无关，甚至无法获得“苍蝇撼大象”式的怜悯——这仅仅是一次注定被荒诞化的申辩，在可能的下一秒钟将和叉子一起摔下悬崖。

我可以知道或者不知道悬崖正在崩塌，然而我无法不为叉子辩护。正是因为叉子代表了一种受到屈辱的荒诞，我才需要为一种荒诞辩护的时候拒绝为另一种更大的荒诞，即这个隐喻本身的荒诞辩护——其结果是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摔下悬崖。让人感到绝望的是，两种荒诞得以共存的理由便是为一种辩护的同时便自然而坚决地拒绝另一种——自嘲在这里不可接受——自嘲等同于对叉子的背叛。

 

红白机和俄罗斯方块

我在上幼儿园之前就被教育玩游戏应当玩看似简单却变幻无穷使得游戏过程有助于提升某一方面或是几方面禀性的那些。那时候正是红白机风行的年代，又加上我年纪幼小使得象棋显得过于复杂（更重要的原因大抵是除了父亲稍稍会象棋之外，母亲和外婆都对棋类游戏敬谢不敏，而国际象棋在那个年代还是稀罕的物事，单单制作精美的棋子就花销不菲），于是每周一次的游戏时间多半被唆使和父母以及外婆一起玩俄罗斯方块。我至今不知道俄罗斯方块如何有助于促进某一方面或是几方面的禀性，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共识的达成。一个共识的达成需要的仅仅是权力因素，这一点我在开始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就知道：剩下的只是如何应对这个共识。事实上我远更喜欢玩魂斗罗或者超级玛莉（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除了外婆之外大家都远更喜欢后两者），可我每次都装出一副热爱俄罗斯方块的样子。我想我学会撒谎的年纪远比大人们认为的要早。那时的我大约四岁半，还不知道父母会在我睡觉之后通宵不睡把超级玛莉打通关。我总是在一局漫长的俄罗斯方块之后大人们抢过游戏机柄之前以放松放松为理由开始玩魂斗罗或是超级玛莉，精神矍铄浑身来劲——倘若一招不慎被他们抢去了，我就要用尽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压制铺天盖地的失望懊悔愤懑屈辱不要冲破泪水的防线（在这一点上我从未失败过，真是可感可佩），同时还要显出一副若无其事，期待下一局俄罗斯方块的样子。我在这期间慢慢地掌握了许多和大人们妥协与谈判的模式，并且乐此不彼。其实父母大约也许是知道我的把戏的，或者我隐隐约约间总这么以为。他们大约是觉得有趣而放任这种默契并且有意无意地予以鼓励（比如在俄罗斯方块结束之后试图暗示我交出游戏机柄），这种默契和鼓励仔细想来让人不寒而栗。

我从未为了争取玩魂斗罗和超级玛莉的机会而在俄罗斯方块上放水。恰恰相反，每当砖墙渐渐趋进上限，留给我的腾挪回转余地越来越小的时候，我都会无比渴望我能够玩得好一些，再好一些……这种渴望是如此的急切和真诚，以至于我会几乎忘记即将到来或失去的魂斗罗和超级玛莉。“再坚持一会儿……就一小会儿”“不行了……马上就要不行了……”“还能再来一会儿……”“真的不行了……实在不行了……”我那时必然满脸通红，鬓角流汗，呼吸急促却又尽力憋气，直到双手颤抖地看着最后一块砖头撞上屋顶。这种时候，我都会为我的真诚感到羞愧。这以及那竭力对抗失望懊悔愤懑屈辱的经验一起，组成了我最早的，未曾自觉的sexual awakening.

 

煤炉里的烟花

四岁之前我住在上海老城区一栋十七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事实上我对那所房子的记忆多半不太可靠，各样东西摆设地理上的位置大多是依据近二十年后回访所建立起来的参照系，总是和三四岁的小孩子身量大不相同。本雅明在《1900年左近的柏林童年》里讲地下店铺和驼背小人的故事，字里行间不经意透出对那时候矮小身量所具有的视角的追念。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之类总会显得格外庞大，以至于让小孩子生出交杂着挫败感和成就感的笨拙来。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克服，或者仅仅是装做克服那种笨拙让人成就非凡。像一个大人一样——这基本上意味着拿着火钳从炉子里夹出烧得通红的煤饼的权力。

在最早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治安管理条例》颁布以前，90年代初的上海春节还是可以放烟花的。我始终记得一个万花筒从邻居家的窗户上飞出来落在街对面某个小铺子的防雨篷上然后一蓬火焰蹭一下烧起来的样子。大约那时候的防雨篷还是油毡布的质地，极度易燃，过了十来分钟才慢慢扑灭。那一霎那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把那根万花筒抓在手里，好看着一颗颗窜出去的五颜六色的火球落在人家的铺子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后来的事情。我那时自然已经知道烧了人家的铺子，即便仅仅是一个顶棚也是大大不对的，但这仅仅停留在某个几年后会被称作“教育”的层面上，丝毫不妨碍我那小小而隐蔽的愿望。

点烟花自然无论如何也是轮不到我的。让我握着蹭蹭往外窜火球的万花筒已然构成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奖励元素，可以让我出卖色相在年夜饭的时候乖乖给大人们奶声奶气地说漂亮话。基于对最基本的奖惩制度的想象力构成了社会化（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形式驯化）的基本框架，这一点大概遑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颠扑不破。

那年最让我伤心的是最大的烟花是个哑炮。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我偷偷拿起火钳把它夹起扔进了已经熄灭了几个小时的煤炉里——我当时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我踮起脚尖刚好可以勉强看到炉口：煤饼外层发白，丝毫的火星与光亮都看不到——这在我心底早有预期。不死心的我还是朝炉膛里吹了几口气。几分钟，或许没那么久，一蓬耀眼的绿光在煤炉里炸开的时候我就直觉认识到大年夜一顿竹笋炒肉大概难以逃掉。然而这的确是我曾过过的最好的一个新年。

这么多年过去后我都可以隐隐看见那团死火。包裹在灰烬里，顺着细密的纹理一路暗暗地烧上来。任何一个年代的人们都可以像接受必然那样接受荒诞，唯有对一团死火的两次观察得以拥有简直可以称为浪漫的那种朽坏的不死。于是我们在承认必然与荒诞无可置疑的胜利的时候，留存一丝对于废墟的希冀。无穷无尽的去魅化无法剥夺两次观察。

一个不断与想象力争辩的人往往事实上变得难以交流。对于一个攻击他都可以拿出一个应对的手腕，尽管根据经验，他将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不仅仅是一种自欺欺人。他已经学会如何应对无止尽的羞愧与失败，却从未准备好自己的死亡。对于一团煤球里的死火来说，永远存在两次观察，这大约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受尽屈辱而不死的理由。

 

爱情故事

在十二年义务教育里我受到的爱情教育大约可以等同为抵制爱情的教育。

九八年我上初中。那年正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4]”的一年。中间我转班一次，语文老师换了四任，从新华字典到现代汉语词典再到古汉语词典，课桌上被要求放的工具书越来越多。

也许出于对新华字典以及新华字典所代表的权威的对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用尽全力显得与众不同，仿佛在神圣地使用一种经过秘密，伟大而艰难的抗争而得来的自由。这种自由得以把我和其他的，尚未领会这种抗争和这种自由的美妙的人区分开来：对于那一些人我则毫不留情的嘲笑。我在拒绝站队的时候创造了一条不存在的队伍并且牢牢的站在上面——同时坚决不认为这是一种站队的行为。只是相比堂吉坷德，我既缺乏他的善良也缺乏他的真诚。

十一二岁的我于是迷上了一个可人的小姑娘，并以当时心神的容量来看，迷得死去活来。……很多年过后，重温当时鼻尖蹭着鼻尖嘴唇上的绒毛粘粘稠稠地挑逗在一起手心出汗呼吸热烈急促等等诸多细节的时候，我唯一不能记起的就是当时是否勃起。我在否认这个答案的同时也否认了我竭力试图说服自己的欲望，尽管每次重温时那种蠢蠢不安都让人极力想回答是。当我渐渐明白一种幻象终究无法逃避受辱的命运的时候，我也渐渐地放弃了用想象力对抗生活的刀子。

由此我不禁可以想象，读到王二印在陈清扬屁股上的那两个重重的巴掌时[5]，所有的男人都不经意地抬起了右手而所有的女人都不经意地撅起了屁股。没有比这能够更好地证实我们的空虚。我们所用拥有的抵抗失败的最大力量竟来源于此，因为在所有的幻象中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否则生活无以为继。浪漫不死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于终有一天我们的想象力不再做这样的观察，于是一团死火便可以沿着看不见的纹理燃烧起来。

我所做过的梦里最性感的莫过于如下这个：啄木鸟叼出了我的左眼扔到书架顶上，猫儿抓出了我的右眼吞进肚里，农夫掏空了我的内脏后把我做成稻草人——直到有一天一个披发跣足的姑娘认出了我，割下我的头抱在怀里甜美地走过了大街小巷。

这就是我的梦想。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常态以至于我们把荒诞本身当作一种常态，对此人们以发现了生活的本质为理由沾沾自喜良久。我没有任何理由来攻击他们，因为我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并对此坚信不疑——相比与其作战，我更愿意选择为一把叉子申辩——尽管在此选择本身大约是不那么重要的。…… 我拒绝现代和后现代时心中苦涩如梅雨天哑掉的琴弦：没什么比发现昨天的甘饴变成了今天的毒酒更令人沮丧了——尽管我对此早有预期。我不得不比以往更审慎的方式生活，因为指出一种幻象不再带来洞见——甚至不能带来情欲上的满足。指出一种常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是可鄙的，更难堪的是我在竭尽全力拒绝常识的时候沮丧地发现我在迎合另一种更为普适的常识——这种常识是如此的可怕：指出它意味着承认一切毫无尊严的普遍失败。西西弗大概永远都无法原谅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呀”。我对哲学家的不满不仅仅因为我无法战胜他们，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战胜他们意味着更大的耻辱。

这日子想必是艰难的。我如今既没有超级玛莉也没有烟花——甚至还没有姑娘。阿娜伊斯·宁的书摆在床头却蒙尘已久。我曾用力地对抗过什么，得到过疼痛与温情：可以在安葬前让人安心却无法被记刻在墓碑上——从这点上来说似乎还不坏。我如今怀揣从未有过，甚至与我不相匹配的赤诚来生活，真诚地为一把叉子申辩而不总是思量如何对着贝克特那张被故事犁满沟壑的脸挂上自嘲的嘴角。我想我大约正变得比原来更不善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会想起那些未曾写下的字句，就像通过绿色导管催开花朵的力量也许会哑然相告，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Viva la Vida

[1]. http://gillarete.blogbus.com/logs/25607745.html

[2]. 王小波，《黄金时代》

“……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在人保组里，人家把各种交待材料拿给她看，就是想让她明白，谁也不这么写交待。但是她偏要这么写。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

[3].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

[4]. 《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第673页

[5]. 同[2]

“……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撩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并纪念俄罗斯方块诞生25周年